女性解放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解放运动又以恋爱问题最为突出。茅盾曾说：“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1]随着“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西方现代观念的传入，男性启蒙精英纷纷撰文呼吁女性从“贞操”“节烈”等旧礼教的压迫下挣脱出来，“恋爱自由”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不可否认，“恋爱自由”观念对中国妇女解放进程及现代婚恋观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但中国的“恋爱自由”观念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呼吁与提倡，其实质体现了男性的愿望与要求，女性的命运依然操纵在男性手中。中国“五四”女作家们亲历了这场“恋爱自由”的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的现实命运有着切身体验，她们清醒地发现“恋爱自由”最终解放的不是女性，而是男性自身，在男性集体狂欢的背后，是女性的失望、悔恨，甚至绝望。女性作家们用手中的笔书写这场女性解放运动中女性的真实命运，对这场男性主导的“恋爱自由”运动进行着自己的理性反思。

4.血矛线虫病。尸体极度消瘦，切开下颌间隙水肿处，流出淡黄色液体，皮下脂肪胶胨样变性，真胃、小肠黏膜呈卡他性、出血性炎症，肠系膜淋巴结水肿。肝脏呈淡黄色，胆汁稀薄，前3个胃内积满食物，胃黏膜坏死、脱落；第4 胃内空虚，黏膜大量脱落，胃壁发炎、溃疡，寄生大量淡红色、线头状寄生虫。

一 旧妻：以恋爱自由的名义被弃

“五四”时期，随着瑞典作家爱伦凯“恋爱至上”理论的广泛传播，婚姻需要以恋爱为前提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广大青年的心中。出去接受了学校教育或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知识青年，在学校、社会中开始了自由恋爱，但由于民间普遍早婚，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由家中订婚或娶妻，当恋爱发生，对原有婚姻的处置就成为这些青年面临的问题。一时之间，传统婚姻制度似乎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离婚成为一种风潮，中国城乡凡有人上学读书的家庭几乎都面临离婚问题。离婚自由虽然在理论上强调了男女平等，但现实中的离婚大多由男性提出，且被离婚的多是传统家庭中的旧式女子。对于这些传统家庭中的妻子而言，离婚“自由”比传统的“七出”更恐怖，因为这意味着她们随时可能“无名”被弃。许多男性打着“恋爱自由”的幌子去追求更年轻、更漂亮、更有学识的女子，满足自己自私的情感欲望，由父母包办的结发妻子则被他们无情抛弃，使她们陷入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

庐隐的小说《时代的牺牲者》中张道怀出国留学九年，妻子秀贞忍受着“孤凄和劳瘁的苦痛”，“为了他牺牲了宝贵的青春，并且为了他失了身体的康健”，换来的却是丈夫的欺骗。张道怀和妻子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但在他看来他和妻子的爱情“是不在那自由恋爱的以下”。他对妻子似乎很忠贞，但在留学国外时便与外国看护妇“结了婚”，回国后又抛妻弃子追求那“家既富有，貌亦惊人”的林女士。“一面想娶个有钱的女人，一面又怕离婚受金钱上的损失”，便采用欺骗的手段博取妻子的同情，使得妻子同意和他离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道怀所标榜的高尚的志趣和神圣的爱情，只不过是他用来掩盖虚伪和丑恶行为的幌子。庐隐的另一小说《一幕》，同样是一个打着“恋爱自由”幌子始乱终弃的故事。在徐伟最贫寒的时候，他的妻子一个人充当着妻子、母亲、佣人的多重角色，努力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专心于事业，想着等将来丈夫事业成功后一切就会都好起来，但“提倡男女平权”“主张男女同学”“更注重人道”的丈夫徐伟在事业成功后就另娶了一个漂亮的新女性，而曾经患难的妻子“正同一副不用的马鞍，扔在厩房里，没有人理会它呢！”

石评梅的小说《弃妇》中的表哥结了婚便跑到上海念书，在学校和一个“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女学生发生了恋爱。回到家中便要和结婚十年的妻离婚，“想着解放她的同时也解放我，拯救自己的同时也拯救她”[2]11，表哥提出离婚后便离开了家，而可怜的表嫂在回娘家后的第二天便服毒自杀了。凌叔华的小说《我哪件事对不起他》中的胡少奶奶十七岁嫁给了同岁的丈夫，在结婚的第三年，丈夫去了美国留学，留学七年中回家的时间总共十四天。胡少奶奶一人在家操持家务，侍候公婆，等待丈夫留学归来。终于等到丈夫学成归来，本以为可以得到丈夫的安慰与爱抚，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丈夫的无情抛弃。丈夫在国外和同样追求恋爱自由的王小姐恋爱了，为了和王小姐结婚，便提出与胡少奶奶离婚。新时期的“恋爱自由”给表嫂、胡少奶奶这些传统旧式妻子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灭顶之灾。旧的封建伦理道德未完全打破，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构建完善，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她们想到自己将要面对的社会舆论与压力，最终选择在绝望中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同样因为感情备受折磨。叔和因苦闷找我聊天，“起初不过谈些学术上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有着另外的心思，是想要借此追求我，这本无可厚非，但他却因此取消了和吟雪的婚事，而“我生平最恨见异思迁的人”，写信狠狠地拒绝后，叔和依旧纠缠不清，甚至用自杀相威胁，使我的内心受到很大打击。在东京认识的孙成和继梓，更是为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互相猜忌，互相倾轧”[4]175，“我现在是被钓的鱼，他们是要抢着钓我的渔夫”[4]176。《沦落》中赵海能已有妻子，却来引诱女学生松文，骗得松文对她以身相许。而那个对松文一往情深的少年在得知自己喜爱的女人受伤害的真相后，尤其在看到家中父亲为他安排的结婚对象是一个极美丽的女子，他便无情地抛弃了松文。“并且他渐渐生了鄙薄松文的念头，他想自己纯洁的爱情，只能给那青春而美丽的贞女”。庐隐书写着所谓男性“新青年”在爱情中的自私、冷酷与鄙俗。在男权社会，爱情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男性需要的是女性走出家庭与之恋爱，他们仍然只是将女性当作性占有对象，他们所谓的神圣爱情其实质是对女性青春美丽姿色的占有。

学校为特色课程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资源。对场室和环境做了精心谋划，营造了良好的艺术教育氛围。在硬件保障方面，学校改建了音乐楼、美术楼、音乐厅和书画院等，添置数码钢琴80台，添置琴房、乐器房50间，建成演播室，改造了画室、书法室、陶艺室共8间，增添了同步多媒体联动教学平台。按照特色学校发展需要，学校组建了美术、舞蹈、音乐教师团队，共18人。学校还聘请了16位高校艺术专家、教育专家作为学校教育发展顾问，聘请了11位校外艺术指导教师。学校还与12所初中建立了生源基地关系。师资保证与专家指导保障了特色课程的实施。

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旧式女性沦为时代的牺牲品，那么走出家庭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式女性是否真正获得了“恋爱自由”的权利呢？大学男女同校，社交公开，“恋爱自由”成为一个新的道德命题。“现在中国的青年男女，大家都在忙着谈恋爱了；‘恋爱神圣’‘恋爱至上’的话头，差不多天天挂在口上”[5]。一些青年女性走出家庭，走进学校，接受了现代教育和启蒙思想，她们和男性一样勇敢地争取“恋爱自由”的权利，但她们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吗？五四女作家积极投身于这场女性解放运动，她们发现“恋爱自由”运动不仅带给旧式女性沉重伤害，也给新女性带来致命打击，她们落入一些别有用心男性的陷阱，成为他们玩弄与欺骗的对象。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山洪沟治理工程的设计指导文件，有关山洪沟治理工程的条文分布在《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和部分水土保持工程规范中。如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规定了山洪沟治理工程的设防标准，对山洪沟治理工程中常见的跌水陡坡、谷坊、排洪渠等技术要求作了规定。《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沟壑治理技术》（GB/T 16453.3—1996）中的有关条文也可用于山洪沟治理工程。《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1998）为山洪沟治理工程中的堤防和护岸设计提供了借鉴参考。

二 新女性：以恋爱自由的名义被骗

袁昌英亦书写了这场“恋爱自由”中旧式女性的悲剧命运。她的剧作《人之道》中的欧阳若雷出国留学前结了婚，婚姻很幸福，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妻子为支持他出国读书，变卖了家中大部分田产，自己则在家照顾婆婆和儿子，苦苦等候丈夫回家，但没料到等回的是丈夫的离婚信。丈夫欧阳若雷在国外和一个“才学品行都好的女子”发生了爱情，便要求和“既没有学问，又不通世故”的妻子离婚。欧阳若雷将妻儿扔在老家不闻不问，在老家活不下去的妻儿来到上海寻亲。这位被弃的妻子万没想到帮工的主人家是丈夫的新家，好心的女主人就是丈夫新娶的妻子。儿子的死和丈夫的新娶给她巨大的打击，悲愤中冲出门撞上汽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一小说《我也只好伴你消灭》中，男主人公朱惟我在出国留学前同样已有妻子，而且夫妻恩爱和睦，有一个视若掌上明珠的女儿。“夫人本是惠而且慧的旧家女子，一切时髦没有沾染，可是安闲恬静，翕然可亲。惟我以离家为苦，固是当然的了。”女主人公秋子亦有感情很好的未婚夫李君。随着未婚夫的回国，秋子和朱惟我发生恋爱，不顾一切的结合了。李君不堪打击精神失常，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朱惟我的女儿在寻亲的路上被人贩子拐走，妻子哭瞎了眼睛，在痛苦伤心中离世。对于秋子与他的结合，朱惟我声称他们是用“血肉的白热”战胜了四千多年祖宗遗传下来的“道德恶鬼”，“我们既以爱情神圣战败了、逐走了那恶鬼，良心自然是爱情的战利品”[3]181。接受了欧风美雨洗礼的新青年，他们成为“恋爱自由”婚恋观的提倡者与践行者，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是以“恋爱自由”为借口，事实上上演的是抛弃发妻追求新女性的喜新厌旧的剧目。在剧作《人之道》中，剧中的人物梅英对这些“自称为新男女”者进行了狠狠抨击，“现在这种幌着西洋文化作护符的鬼男女，简直是些野鬼恶兽，不择红黑而乱吞乱嚼的人类蟊贼”[3]119。在反封建礼教和“庄严”与“崇高”的表象下，实质上是这些所谓新式青年“风流”本性的流露与满足。

汪小波抱着，反过来问她，“你，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汪小波喃喃地对她，像哄一个孩子，说，“走，回家吧，回家吧！”

(4b)This steel is not strong enough(for building a 500-storey building)．

《歧路》中的张兰因本是名门闺秀，但自从进入女子中学，被推举为妇女运动的代表，她醉心于革命，背离父母从家里逃了出来，遇上所谓的革命青年王子青。王子青“他一天到晚喊打破旧道德，自由恋爱”，他只顾自己开心快活，把兰因骗到之后又遗弃了她。王子青在诱惑兰因时说：“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从前了，女人尝点恋爱的滋味，是很正当的事”[4]402。男性用“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口号将女性从家中诱骗出来，使之成为他们恋爱追逐的对象。当他玩弄的厌倦时，又用同样的理由将她抛弃。“我们是新青年，淡然不论男女都应有独立生活的精神和能力，你离了我自然还是一样生活，所以我倒很安心”[4]404。走出家庭追求恋爱自由的新女性，她们失去家庭的保护，成为男性追逐的对象，但当恋爱一旦失败，她们便成为不容于新旧社会之人。父母的家回不去，新社会也不能为她们提供避难之所。王子青在玩弄兰因之后仍旧继续革命，而张兰因最终为了生存堕落成为娼妓。

在这场五四女性解放运动中，在“爱情至上”“恋爱自由”的幌子下，无数男性抛弃自己家中原本的妻子，忙着追求所谓的恋爱与自由。他们以“恋爱自由”名义理直气壮地将旧式妻子遗弃，四处猎艳，另娶新欢。庐隐曾悲愤地指出，“现在的风气，男人常要丢掉他本来的妻，再去找一个新式女子讲自由恋爱”[4]222。旧式妻子是封建传统婚姻制度的产物，而在新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她们又成为“自由恋爱”口号下的牺牲者。中国社会男权文化根深蒂固，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社会风气与道德规范依旧保守，“七出”之条所蕴含的道德规范依旧是中国女性头上的紧箍咒，对于这些深受礼教文化影响，且不能独立谋生的旧式女性而言，“恋爱自由”带给她们的是毁灭性的灾难。男性成功争取到了“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的权利，而传统婚姻中的旧式女性却为此付出了血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且这种牺牲在新旧道德之争的大背景之下被男性启蒙精英有意或无意地遮蔽。

“五四”新女性走出高墙深院，走进校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她们更多地是成为男性追逐的猎物。男性启蒙者曾毫不掩饰地说，“女子解放与我们本身的利害有莫大的关系,女子不解放,我们本身不得了”[6]72。男性之所以大肆宣扬爱情神圣，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追求恋爱自由的权利，是因为男性自身才是最终的受益主体。庐隐在其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恋爱自由”的实质只不过是男性“利用妇女解放‘冠冕堂皇’名目，施行阴险狡诈伎俩”[4]3。在“恋爱自由”的口号下，男性的择偶空间更加宽松，择偶方式更加随意。女性走出家门，她们失去父母和家庭的保护，更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男青年欺骗和玩弄，男性借着自由的名号公然践踏爱情，追求爱情的女性则被伤的体无完肤。

凌叔华的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表姐是一位接受了新观念的现代新女性，她不愿接受家中为自己安排的婚姻，还劝说表妹解除旧式婚约。三个男青年和表姐交往，这些男青年在求爱失败后恶意造谣生事，表姐在流言和传统道德的压力之下凄惨地死去。丁玲小说《梦珂》中的梦珂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因为不满学校中的虚伪，离开学校住在姑妈家。在姑妈家，梦珂与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表哥晓淞以及他的朋友们相处渐渐融洽，一起闲谈、打牌、看电影、画画写生、下棋、听戏、聚餐，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轻松惬意的生活。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梦珂和表哥谈起了恋爱，但很快她就亲眼目睹了表哥和一个妇人同住在旅社，“想起自己平日所敬爱，所依恋的表哥，竟会甘心搂抱着那样一个娼妓似的女人时，简直像连自己也受到侮辱”。发现表哥的虚伪后，无意中又听到表哥和他朋友澹明的谈话，这时她才发现原来自己不过是两个男人爱情游戏的筹码。

“五四”时期女作家庐隐，她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表现对妇女解放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她用切身的体验和敏感的心灵发现这场看似轰轰烈烈运动背后的虚假，从女性经验出发，发现“恋爱自由”的口号成为男性诱惑欺骗女性的幌子。《兰田的忏悔录》中的兰田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新潮流不知不觉浸入我的脑海”，对父亲和继母安排的婚姻“发生愁烦”，她走出了父亲的家，“果然的战胜了这种不自由的婚姻”。但逃离家庭后的兰田，“正是出了火坑又沉溺入水坑了”，她被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用尽手段的欺骗和坑陷。何仁、王义用冠冕堂皇的话称赞兰田，当她潦倒落寞且生病时，何仁与王义“却是意气充溢”，“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能力，帮助有志无力的妇女，况且她又在病中”[4]302。但兰田和何仁订婚不久，何仁便移情别恋了，而他所移情别恋的女子很快意识到自己受到愚弄，“误信不纯正的爱情”，“终至作他的牺牲品”。《兰田的忏悔录》实质上是兰田对借女性解放之名玩弄女性的男性进行了血泪控诉。新时代的革命青年，他们打着新思想、新道德的幌子，实行着欺骗和迫害女性的勾当，他们的卑劣行为给刚刚觉醒走出家庭走上社会的新女性深深的伤害。新女性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走出家庭，追求恋爱自由，但在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女性依旧是被玩弄被压迫的对象，“因为不被男子玩视和侮辱的女性，至今还不曾有过”[4]305。

三 新式妻子：以恋爱自由的名义被出轨

“五四”时期，“恋爱自由”成为中国青年反抗包办婚姻的武器，被赋予了反传统的文化内涵。当“恋爱”遭遇旧道德时，启蒙者总是不约而同地站在新道德即“恋爱自由”一边。但由于中国原本的封建婚姻关系极端落后，启蒙者在阐述“恋爱自由”的界限时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理论与实际发生碰撞，理论的弱点便表现出来。茅盾曾指出：“恋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恋爱的缘故,无论什么皆当牺牲:只有为了恋爱而牺牲别的,不能为了别的而牺牲恋爱。从这意义上,恋爱神圣也就是`恋爱自由'的意思:恋爱应该极端自由,不受任何外界的牵制”[7]262。自由本应是相对的，但论述中的恋爱是享有极端自由的，极端的自由必将导致人们对道德、伦理、家庭及婚姻制度的蔑视。更有人撰文提出“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8]。中国原本的婚姻制度本就不合理，存在着极深的封建主义，在中国从来都只存在一夫多妻的事实，没有一妻多夫的现象，这些理论便沦为某些已婚男青年喜新厌旧，疯狂追逐其他女性的借口。经过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的男性对妻子失去新鲜感后，便开始了新的恋爱追逐，这一时期大量的婚外恋现象出现。“在当时流行的恋爱小说中，已婚男女之间的不忠及现代家庭的破碎已是常见的主题” [9]114。通过自由恋爱走进婚姻的男性公然追求其他女性，而婚姻中的新女性则只能默默承受丈夫出轨带来的伤害。

冯沅君是最早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女性作家，她曾创作了《隔绝》《隔绝之后》《旅行》等一系列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为争取恋爱自由的权利，不惜以死抗争。“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10]4，这是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宣言,也是冯沅君对恋爱自由权利的追求与渴望。但在她1928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集《劫灰》中，已经看不到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敢与决绝，而描写婚外恋的作品则有3篇。

《林先生的信》中的林先生，他和文涟女士两人感情甚笃，已有“七年的爱史”，却又对“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馨如“时有情时无情”。《潜悼》中呢，“我清清楚楚的意识着，我将我的整个的灵魂献给了我的生命寄托者，我的情人微微”[11]81，但整篇作品都在书写“我”对死去族嫂的相思与爱恋，“我”忘不了与族嫂的甜蜜过往，并为族嫂的死感到无法抑制的悲痛难过。《我已在爱神面前犯罪了》中“我”是一名教师，妻碧琰“温柔明慧”，夫妻二人由爱情而结合，“中间向来丝毫隔阂都没有”。由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结婚，已经完成了“五四”新青年的婚恋理想，按说这样的理想婚姻应该是甜蜜而幸福的，但“我”又迷恋上了“秀外慧中”的女学生吴秋帆。虽然“我”在给朋友的信中忏悔“我已在爱人前犯了不忠实的罪”，但信中满满都是对这位学生热烈的爱恋。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向妻子坦诚自己的心思后，妻子的回信，“只要她也爱你，你要同她亲密下子也可以。……我谨祝你们的爱成功”[11]66，对于丈夫的移情别恋，妻子如此大度，是因为“双方的绝对自由，是爱情的重要的属性。……道德上绝不发生问题”[11]66。从妻子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丈夫婚外恋之所以可以原谅，是因为双方拥有恋爱绝对自由的权利，这种自由不受家庭、道德、伦理等其他任何条件限制。在传统婚姻制度中，女子须从一而终，而男子在娶妻之外则还可纳妾，而在现代绝对自由的恋爱观念下，婚姻中的男性打着爱情神圣、恋爱自由的旗号，随意追求妻子之外的女性，满足自己泛滥的性欲望，这与旧式婚姻中男子纳妾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恋爱自由”解放了新青年的行为，但这些新青年的思想与旧式男子并无区别，缺乏约束的自由终将导致道德伦理的崩溃。

20年代末出现在中国文坛的女作家沉櫻，她的小说大部分都取材于恋爱、婚姻、家庭生活，她通过作品探索人生与爱情的真谛。在沉櫻笔下，那些自由恋爱的男女并不幸福，他们之间没有信赖，没有忠诚。小说《爱情的开始》中，作者则写了一对曾经自由恋爱的男女青年，他们因为相爱而在一起。女子为了追求爱情，“便和这男子同居了牺牲了学业，牺牲了一切”，但很快女人就发现了男人的不忠诚，发现男人“同时向着别的女子追求的事实”，“男人有时是虚伪地欺骗，有时是公然的侮辱”，男人对自己的出轨并未感到任何愧疚，在自由恋爱的幌子下，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沉櫻的另一小说《喜筵之后·某少女·女性》同样写的是男性出轨的故事。茜华在狂热的恋爱中，几乎疏远了所有亲近的朋友，但“恋爱的欢情”很快就消失了，曾经热恋的情人现在“连普通夫妇的感情都没有”，只剩下“淡漠”“愁苦”，丈夫公然承认近来在追求其他女性，甚至取笑茜华“怎么这样不伟大呵”。在一次朋友的婚宴上茜华偶遇曾经的情人，痛苦的婚姻让她燃起了复仇的心思，她向这位旧情人调情，但这位木讷的男人没有给她回应，这让茜华心生怨恨，“恨这男人的忠厚,不能使自己燃起些微的爱意”。茜华回到家后将遇到昔日恋人的事向丈夫述说，丈夫对于茜华的感情出轨并未生气，而是狡辩“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我向别人追求时也是一样总忘不了你的呵！”[12]茜华和丈夫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但同样在“恋爱自由”的名义之下丈夫移情别恋，且毫无愧疚之意，作为妻子的茜华只能一个人咀嚼难言的悲苦。

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写的是一对由爱情而结合的夫妻燕倩和幽泉，婚后的燕倩整天忙于家务，丈夫幽泉对家庭生活产生了厌倦情绪，面对这种情况，她假扮第三者给丈夫写信，当幽泉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约定地点，发现这只不过是妻子的一个恶作剧。虽然故事以喜剧结尾，但从中我们不难读出妻子燕倩的哀怨，燕倩不无委屈地责问丈夫“我就不明白你们男人的思想，为什么同外边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对自己的夫人讲,便没意思了？”[13]苏雪林小说《棘心》中的主人公“我”在留学法国期间，也曾投身于“恋爱自由”中，但回国后主动放弃了恋爱自由的权利，与父母为她订下的未婚夫叔健结了婚，并向旧婚约致以谢意，“假如不是旧婚约羁束着我，像我这样热情奔放的人，早不知上了哪个轻薄儿郎的当”，受过新文化洗礼的主人公主动接受包办婚姻，我们不难看出苏雪林对“恋爱自由”是心存疑虑的。

四 结 语

“五四”恋爱自由的婚恋观念改变了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向前发展，但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人们对“恋爱”的理解还比较模糊，五四启蒙知识精英对恋爱自由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知识青年男女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迷失在恋爱自由的狂欢中，由于缺乏成熟的道德自律和自我认知，一些新式男女借“恋爱自由”之名，而实行着放纵的行为，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在男女平等、打破贞操观念的新的道德体系还未建立的中国社会，自由更是沦为男子满足性欲、玩弄感情的手段。在这场“恋爱自由”运动中，很多女性被弃、被离、被骗，沦为时代的牺牲者。五四女作家们用她们的切身体验写出了这场运动中女性的悲剧处境，洞察了这场由男性主导的“恋爱自由”运动的虚假性，这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自由”运动，只是一场男性狂欢，女性受伤的爱情游戏。

参 考 文 献

[1] 雁 冰.解放与恋爱[N].妇女评论.《民国日报》副刊，1922-03-29.

[2] 石评梅.弃妇[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3] 袁昌英.袁昌英作品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4] 钱 虹.庐隐选集：上、下册[M].钱 虹，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5] 宴 始.中国式的恋爱方式[J].妇女杂志，1923，9(5).

[6] 李人杰.男女解放[A].民国丛书编委员会.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72.

[7] 茅 盾.茅盾全集·散文五集[M].第1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 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J].妇女杂志,1925，11(1).

[9] 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0] 冯沅君.卷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8.

[11] 冯沅君.劫灰[M].上海：北新书局，1929.

[12] 沉 櫻.喜筵之后·某少女·女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60.

[13] 凌叔华.花之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