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社会。在这一转型中，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人伦矛盾与冲突十分激烈，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对此多有描绘。诚然，小说有虚构成份，其人物、情节与现实生活不能一一对应，但小说是生活的凝炼，其人物和情节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而晚清谴责小说反映的大量社会现象，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报纸——《申报》上有若干印证。无论从“实”还是从“鉴”来看，在文史互证中都可发现小说“翼史”“补史”之价值，可“补正史之未赅”。因此，本文欲以晚清两部谴责小说和《申报》为中心来考察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人伦”矛盾与冲突，以探究早期现代化对晚清社会生活之现实影响及其内在根源。

一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人伦”矛盾与冲突的现实表现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龃龉、争执、吵闹等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缩影。自孔孟创立“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柔妇顺兄恭弟悌”的伦常之道后，儒家伦理成为世人遵守的道德规范，传承不辍。然至晚清，这种情况发生显著变化，“降及后世，繁文愈重，本质愈漓。谄谀甚则君臣之真失，偏私起则父子之真失矣。且势利起于家庭倾轧及于结纳，则夫妇昆弟朋友之真亦失矣。”以传统“人伦”为突破口，家庭生活矛盾交织，冲突频繁，硝烟连连。晚清两部谴责小说和《申报》反映的“人伦”矛盾与冲突，具体有以下诸种。

①根据煤层厚度合理支架选型，避免出现因支架选型不合理造成采高超高多破矸石，影响煤质；加强生产源头煤质管理，严控采掘头面高度，监督落实生产单位按设计高度施工，严禁因超高出现人为破顶破底影响煤质。②针对下分层回采、掘进工作面，进行超前管理，采取采面上网、及时拉架等措施，严控掉顶、冒顶的发生，尽量减少外来灰分对煤质的影响。③加强对过断层采掘头面的煤质管理，过断层的采掘头面，生产单位必须有过断层的煤质专项管理措施，对煤质影响较大的断层必须采取放振动炮集中排矸保煤质措施。

(一)世风浇漓、父母无道

在传统社会中父慈子孝是基本家庭规范。由于三纲权力独断，父母压制子女现象时有发生。但一般而言，父母思想囿于传统伦理范围，行为动机不太出格。如陆游母亲拆散陆游与唐婉，其理由是唐婉多年未育，无后为大，理由冠冕堂皇。然至晚清，父母胡搅难缠、要求子女“愚孝”的现象屡见不鲜。《官场现形记》中冒得官为了保住自己官位，竟把亲生女儿送给上统领作妾，供其玩弄。女儿不从，他甚至以死相挟。[2]352-354《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苟才老婆把好生生的一对儿子媳妇拆散，致使儿子暗疾复发丧命，媳妇悲痛欲绝。苟才为了前程把新守寡的儿媳送给上司做姨太太，儿媳不从，老夫妻使尽手段，迫使媳妇屈节就命。[3]513-515这些情形与《申报》记载相符，“今之人不特不能全性，并不能用情，习势利而丧天良，重货财而轻廉耻。虐媳者有之，鬻妇者有之，礼义廉耻，谓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呼……抢孀逼醮之事层见叠出，甚有夫病方危而妻已议定身价，妇志难夺，而翁转诬以奸私。又有翁姑本夫勒妇卖奸，不从惨毒致弊，本妇非舍生无以自全，并有求死而仍不免受辱者……”。[4]可见一些父母为了私利竟置人伦不顾，将子女(媳)推入火坑。传统社会常见的父母爱子女的温情脉脉荡然无存，呈现的是违反人伦道德的恩断义绝。而“抢孀逼醮之事层见叠出”又折射出晚清社会此类事情之普遍。

与此同时，伴随城镇化的发展，河北省物流业能耗规模、人口聚集和空间结构对物流业能耗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尤其是空间结构作用十分突出，而人口聚集对物流业能耗增长的平均抑制作用虽然比较小，但自2014年以来，人口聚集对物流业能耗增长的抑制作用日趋突出，因此，有计划的引导人口聚集，适度提高人口密度，对河北省物流业能耗下降能起到积极的规模效应。

(二)忤逆频现，父母受凌

父母对子女纵有不是,但虐待父母的现象更多。一些子女非但不能事亲，反而视父母如“雠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弥轩自小父母双亡，祖父把他拉扯大。可他当官后，不仅不养祖父，还动不动就打。[3]419-428如此忘恩负义之徒，虽传统社会亦有，但晚清更为常见。《申报》刊载“昨午县主汪瑶庭大令公出回时，有浦东乡民陈胜泉匍匐大堂喊冤。大令传讯之下供小的两目已盲，儿子阿毛非特不肯养瞻且敢将小的殴伤求重究。” [5]在两部谴责小说中父母与子女因利冲突的故事随处可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记叙一盐商嫡生儿子因对财产分割不服，把他父亲的短处全部原原本本告发，还要求上面尽快惩治，以彰国法。[2]299更有甚者，为金钱置父母于死地。同书中苟才的另一儿子因从苟才那要钱不爽，竟勾结医生把他父亲药死了。[3]598-602这种情形在现实中比比皆是。《申报》上“逆子杀人”“逆子放火”的事不胜枚举，还有卖父卖母的骇闻。黄陂冯某赌博负债很多，为还债竟“归家诳母，以眷皇会为名，兼可至亲串探望，母信以为真。相将至汉，将母藏入囤户某甲处，旋冫免蚁媒言定身价”。[6] 为利益所驱而卖母，人性沦落可见一斑。这些闻所未闻的忤逆现象频繁出现，以致时人悲叹：“呜呼！人心之不古至今日而极矣。凡服食起居莫不炫异争奇，而于事亲敬长为善去恶之道，则置之不讲，世风所以日下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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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尔虞我诈，兄弟反目

在中国孝悌观中，兄友弟恭，骨肉相亲。然在晚清，兄弟因利益大打出手是常事。《官场现形记》中何藩台和弟弟合伙卖官。一次为卖缺，兄弟都想从中获大利，各不相让而打起来，后在舅老爷和叔老爷的劝告下才勉强和好。[2]39-45无独有偶，《申报》亦有类似之事：“伊父薄有遗资，父死骨肉未寒，即议拆之几置殡殓于不问。拆产后，昆仲各谓不均，弟谓兄暗吞肥己，兄谓父暗遗益弟，互相嚷责，即指天誓日而皆无以相信。月中旬几于操戈，兹又恨舀炎 重燃，相互斗殴。” [10]可见兄弟为了各自利益，反目成仇。虽为兄弟，却连路人不如，以致时人十分不解。“世间最□得者兄弟，故谓之手足，具知世风日下，每每同室操戈，已属人皆不齿，乃不想有弟兄竟至以污言讹诈，岂非大变乎？”[11]接着作者叙述一例：“越人某在申开煤炭店，已有年矣，有弟挈妻投兄，觅就不得，一切用度皆兄为应酬。其弟心不善，缠借无休，口角之馀，竟以强奸弟妇为词控于县案。”[11]这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亦有体现。景翼、希铨兄弟都住上海，景翼因赋闲缺钱花，向希铨借钱不得，兄弟失和。景翼贪图希铨钱财，亲自买鸦片逼希铨吃了毙命。[3]168-169兄弟因利益纠葛不顾手足之情，竟置对方于死地，岂不是家庭倾轧的极致？

除兄弟失和外，兄与弟妇、弟与兄嫂的矛盾也频频升级。同上书，景翼弟死后，景翼竟把弟妇卖入娼家。[3]169像这种死了丈夫被逼娼逼嫁的事在当时比较常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奏湖北光化县“通详民人周怔富抢夺强嫁孀居弟妇周温氏，未成，致氏羞忿服毒身亡。”[12]其事相类，结局更惨。虽然晚清统治者仍倡导旌表贞节制度，但社会上逼醮强嫁、逼良为娼之事频繁出现，岂非怪现状？

(四)女子冲破礼俗，大胆融入社会

传统礼俗要求女子三从四德，谨守闺范。尤其是宋明以来女子不轻易抛头露面成为社会共识。而至晚清女子却冲破礼俗，大胆融入社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载：“九死一生在茶馆里看见男女混杂，笑谑并作，很奇怪。他朋友告诉他那是些流娼，也有良家女子上茶馆的，是洋场上的风气，内地也有这样的，虽然有时也施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了。”[3]44这种男女混杂、风气初开的情形，不时见于报端。如扬州“东台一带烟馆林立，近来竟有雇用乡间荡妇伺应客人，如沪上所谓女堂者……近更有无耻之徒在通卫近市开设花烟馆，男女混杂，名曰台基，非惟风化攸关，亦于人心有害……”[13]妇女不守闺训、在外抛头露面已成风气，却为正统不容，即使在家中亦被指责。《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九死一生和堂姊等在上海逗留，婶娘说女子不可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可堂姊受新学思想熏染，非要去。母女因此争吵不休。[3]103-104婶娘和堂姊虽为母女，但思想一旧一新，难免发生冲突。守旧人士对女子冲破禁区的抵制不遗余力。当时报纸上不时有大吏“严革浇风”，如“妇女吃茶吸烟之风，昨日已奉葛大令出示禁止”。[14]虽三令五申，但屡禁不止，女子出禁已成风气所向。

在电气工程的节能设计中，应尽最大努力减少传输过程中的电能损失。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导电率低的材料。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当地经济条件允许，选择铜电缆进行电路设计是较好的方案。同时，在电路设计过程中，必须保持电路趋势直线化，缩短电线长度。根据电线的加热情况和电压的损失，选择电路中的电线是科学合理的技术路线[8]。

小说中还反映了女子争取婚姻自由的新倾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巡防局总巡大人的小姐，竟跟一轿班私奔。被捉回后，在家寻死觅活。她母亲心疼女儿，后来撮合了他们。[3]44-45《申报》亦有相似记载，“苏垣会办巡警总局朱观察之女公子年约二十左右，于某日乘观察公出，约同家丁某甲私自逃逸并卷去衣饰等物”[15]。可见，小说故事实为现实生活的影射。以前温顺听话的女子，面对终身大事，积极抗争，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这与《离魂记》张倩娘、《牡丹亭》杜丽娘等不敢违拗父母、不能争取婚姻自主的形象迥然不同。

二 中国早期现代化对晚清“人伦”矛盾与冲突的现实影响

晚清“人伦”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生，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密不可分。

(一)价值观念的变化，导致家庭“人伦”秩序紊乱

男女平权观念兴起促使晚清部分女性或不甘于传统家庭中的卑微地位而争取权利，或摆脱家庭束缚外出自立。这都打破了传统家庭僵化平衡的状态，使家庭生活失调，纷争不止。

晚清之人不讳言利，还为利辩护。他们认为利不应一概排斥，也存在义的意味，义、利、名不是泾渭分明，利中有义和名，义和名中亦有利，三者交错杂陈。更有甚者，反对传统义利观的极端化，为利正名。“其实利亦何必以谋为诟病哉？盍利有义外之利，有义中之利。何谓义中之利，公其利于人而合乎义者是也。何谓义外之利，私其利于已而悖乎义者是也。……义外之利正不可谋也。若夫公其利者不然。虽所处之地，所值之时适有自然之利，昧昧者初未及知，而彼独知之，知之而出其才力开其源，则利之所被者广矣。”[18]他们认为对义利应辩证地看，对于义中之利，不仅不应反对，还应积极鼓励。这种看法说明晚清之人对义利的认识已摆脱理想主义羁绊，认识更趋成熟。

而随着女性经济独立，其地位日益提高，她们渴望拥有更多话语权。在话语权争夺中，女性与家庭、社会发生严重冲突，以致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加剧，社会也以传统眼光指斥女子道德失范。可见，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经济基础变化促使女性地位上升。而女性地位上升，遭到父权、夫权的强烈抵制，以致矛盾加剧。因此，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经济基础变化是造成晚清“人伦”矛盾的经济根源。

(二)男女平权观念的兴起，引发家庭生活的失调

《周易》卦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大地之大义也。”男尊女卑，自古亦然。但随着晚清现代化展开，以男女平权为核心的西方平等观念在中国扩散。平等观念正式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倡导的“兴民权”“君民平等”，男女平权继其余绪。对于平等观念，守旧派批判道：“新党者(指康梁等人)辄侈侈然曰：‘君民平等’”“彼康梁之谈新法者何尝不头头是道，而心术不正，则大之使人人皆改效泰西风俗，而数千年声明文物渐至荡焉无存，小之则号召匪徒潜谋犯上，回天飞龙”。[19]可见平等本泰西风俗，为中国吸纳后就打破了传统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僵化秩序，以致为守旧派诟病。前述家庭内子女虐待父母、媳妇欺压公婆等矛盾与冲突加剧，虽有尚利因素，但西方平等思想的影响亦是动因。而男女平权观念兴起得益于西学传播。“泰西各国崇尚富强，国中制造之厂星罗棋布，一切工艺男子不敷工作者，不得不分任于妇人，以故闾阎弱质其幼而入塾读书，长而出门求友，皆与男子相等。于是女子之桀出者倡为男女平权之说。凡国家利益一律均沾，此风起于美而盛于东西洋各国。中国士大夫好为新论者转谓中国女子惟使之司提汲，职缝纫而于国家治乱兴亡之故不能了然于心，是四百兆人无用者已去其半，以致民智日湮而国势亦因之不振。”[20]可见在新思想传播中国人渐知男尊女卑之害，倡导男女平等。风气一开，影响深远。

1.夫为妻纲受到践踏，妻子在家庭中地位急骤上升。妻子不仅在家务事上大权独揽，而且对丈夫私事如考功名、娶妾等事都拥有一定发言权。这与传统夫权发生了激烈冲突。因为中国男子自幼饱受儒家伦理熏陶，夫为妻纲思想根深蒂固。而妻子在男女平权影响下，不仅奋起反抗，而且凌驾夫权之上，对公婆傲慢无礼。前述不孝儿媳所以敢虐待公婆，根源在于夫权的逐渐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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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致使中国社会发生明显变化。就经济而言，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市场。这一面使得自然经济解体，另一面促进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已出现外资工厂60来家，一批华商在外企附股。60年代初，华商也提出独立创办企业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萌动中。尤其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帷幕。据陈旭麓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统计，从1872至1894年，中国新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53家,投资总额470.4万元，年均增长率21.4%；从1895至1900年，中国新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104家, 投资总额2 300万元，年均增长率383.3%；从1901至1911年，中国新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326家, 投资总额8 620万元，年均增长率783.7%。[23]314可见短短30年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增长六倍多，资本额增长近二十倍。民族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使晚清社会经济基础由单一的自然经济变成自然经济和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格局。

3.男女平权观念的推进，促进女子教育的兴起。男女既然平等，就应享有同样的教育权。而中国女子两千年来笼罩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氛围中，始终处于教育盲区。晚清开明人士以男女平权为由，倡言女学。1876年《申报》指出，“今男女并重，谁其爱女之心不若爱子之心哉！……女学兴而风俗人心可以大正”，从男女平权角度，指明兴女学可正风俗。这种近代观念随着时代发展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1878年《申报》刊登《扶阳抑阴辨》依据近代天文知识，引用《易经》阴阳说论证男女并重并立，呼吁社会重视女学。“既以男子为阳，女子为阴，则并重、并用、并生、并肩而已，何为教男子者不以教女……以古今天地并立之说申之，而男女并重；以现时天空地圆不相对待言之，而男女亦并重。乃为易辞扶阳抑阴之说沿误至今，日益加甚，而历代通儒不曾一破其惑，亦一大怪事矣！……呜呼！人禀气质而生，为男女因乎自然之化，而二千余年间之女子有此奇冤无人昭雪，诚为一言其理，不几令普天下女子一齐痛哭哉！”作者深切同情中国女子在教育上的不公平。在他看来，既然阴阳相用，则应男女平权；既然男女平权，则女学当兴。所以面对中国女子千百年来被剥夺教育权的状况，他痛心疾呼。无独有偶，梁启超也专门撰写《论女学》，从强国角度论述兴女学的必要性，“欲强国，非造国民不可；欲造国民，非兴女学不可！” [21]41在有识之士的呐喊下，1898年中国第一所自办女学堂——经正女学堂开学。此后务本女塾、上海爱国女学等新式女学堂陆续开办。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编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统计，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外，其余各省都有女学堂。女学堂已达428所，女学生为15498人。女学的兴起，不仅使女子获得接受近代文化知识的权利，而且增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们依靠自身才华，摆脱家庭束缚，加剧了家庭矛盾激化。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赢利至上，金钱第一”的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滚滚而来，并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以此为切入点，尚利之风在社会上蔓延开来，愈演愈烈，以致时人感叹“近来世风不古，世道日下，但知有利而不顾其他”[16]，“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舆台仆隶……莫不唯利焉是图”[17]。这与中国传统义利观——“尚其谊不谋其利，明其事不计其功”严重相左。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还反映了父母与子女冲突的新现象，那就是媳妇强悍、压制公婆。小说中“媳妇”非常厉害，在婆媳关系中一反常态居于主导。《官场现形记》中陶子尧妻在佛堂烧香，他婆婆偶然叫错一声，只称他大娘娘(本来在家的称呼)没称他为太太，把他气的了不得。等到佛堂里出来，还一手捻着佛珠，一手拍着桌子，骂个不停。[2]100如此强悍的媳妇以前十分罕见。因为在父母为大的传统家庭关系中，婆婆是家中女主人。她借助权威，对媳妇颐指气使是常态。但这种常态在晚清发生逆转。“陈钱氏由子陈沛仁搀扶投上海县喊冤，经蒋明府讯据陈钱氏供称被长媳陈陆氏凌虐不堪，非惟日逐衣食不给，前日我因气忿投井，该氏竟见而不救……”[8]又有“邱姓翁老而瞽者也。其子时外出，日用皆主持于媳。翁故有积蓄，媳初事之颇勤。翁嘉之，尽以所蓄付媳。讵意翁赀已罄，妇职全非咒诅诟詈，习以为常。一日子归，翁以告子，子斥其妇，妇俟子出，举棒殴翁。”[9]可见媳妇霸道、欺凌公婆，已成常态。晚清媳妇颠覆历史上一贯柔弱形象，强硬蛮横，践踏了孝道传统。

晚清道德的失范，致使人欲横流。人们为了一己私欲，常常逾越“名份”规定范围，使家庭秩序紊乱，“人伦”矛盾尖锐。在“欲”的支配下，晚清之人连父子之亲、兄弟手足之类的血亲人伦也淡漠了。晚清家庭矛盾冲突所以激烈，一个原因就是道德失范。因为个体的人和道德规范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关系网中一定位置，对应相应义务。一旦某个社会成员不遵守义务，就会引起对应的人伦失调。前述冒得官把亲生女儿送给上司玩弄，是父母无道的典型。本来父母与子女有血缘亲情，按传统道德，应“父慈子孝”。“慈”不仅要慈爱，还含关心爱护之意。冒得官身为父亲，就应履行父亲之责，一面对子女慈爱有加，一面负有监护之责。而他非但不保护子女，反而违背女儿意愿强迫她做小妾。这严重违背了做父亲的道德准则，因此引起父女人伦失常，产生了矛盾冲突。

(三)道德失范促使晚清家庭“人伦”矛盾与冲突日趋尖锐

伦理道德是古代统治者约束子民的行为准则，被视作治国之本，正如《管子·牧民》所指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子民也小心恪守各自道德义务，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不敢违拗。因此伦理道德在中国根深蒂固，很少出现道德失范之事。但这种情况至晚清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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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道德的失范，使妇女摆脱旧道德约束，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由于晚清社会风气大坏，“凡饮食起居，莫不炫异争奇。而于事亲敬长为善去恶之道则置之不讲，此世风所以日下也”[7]，妇女在耳濡目染中思想观念亦不由变化。如“上海风气至于今日可谓坏极矣。妇女则廉耻道丧，不知名节为何物，姘头搭脚等语竟有时直陈于公堂，不顾骇人听闻，尚以为行所无事，此以为奇矣。”[22]在传统社会中，女子阃于家中，遵循女戒、女教之类规范，严守男女大防。而晚清女子由于道德失范，违反礼俗已司空见惯，以致《申报》上“妻厌夫贫”“妇弃其夫”“弃夫作妓”之事屡书不绝。

1100例患者中,605例男,495例女;年龄最大为76岁,最小为56岁,年龄均值为(62.3±5.9)岁;979例在婚,121例离异或丧偶;88例在职,1012例退休;132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968例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三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人伦”矛盾与冲突的内在根源

晚清“人伦”矛盾与冲突剧烈实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中新旧经济、新旧结构、新旧思想相互激荡的折射，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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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基础变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中“人伦”矛盾与冲突激化的经济根源

2.男女平权观念促使女性觉醒，走上了独立自主之路。男女平权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让女性感到与男性地位一般高，权利一样大，智力一般好。她们意识到自身价值，不愿再做男人附庸，由此走上挣脱传统束缚、争取权利自由的新道路。二十世纪初新女性秋瑾，就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代表。她认为女性任何一面都不逊于男人，而夫权对妇女是无尽束缚，女性应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因此她抛弃传统家庭，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女性自我觉醒促成婚姻观念的革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总巡大人的小姐，为追求婚姻自主与轿夫私奔。被捉回后，毫不屈服。可见她已认识到婚姻是自己大事，不是父母之事，因此想方设法争取婚姻自主，甚至以死相逼。从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上，我们可看见她已破除门户观念，不计身份、地位悬殊而选择自己所爱。在大多数人仍讲究门当户对的晚清，总巡小姐能破除世俗成见与轿夫联姻，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实乃争取自由所致。

资本主义经济兴起，极大改变了晚清社会生活。一方面，资本家对利益的追求和富裕生活的展示，带动了周围人尚利思想。这是心理学的“模仿”。就普通人而言，人们愿意通过看和听来学习榜样人物的言行。资本家作为社会实力人物，以殷实产业和大量金钱获得社会认可。杭州商人胡雪岩，“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起第宅于杭州，文石为墙，滇铜为砌，室中杂宝诡异于不可状，侍妾近百人，极园林歌舞之盛。偶一出游，车马塞途，仆人云拥，观者啧啧叹羡，谓为神仙中人。” [24]195胡仅为一商人，其住宅之豪奢，器皿之精贵，仪仗之壮观，较之王公贵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逾越礼法，显而易见。但“观者啧啧叹羡，谓为神仙中人”，活脱脱画出普通民众对豪奢资本家的崇拜。而这些榜样人物僭越礼法的示范作用，致使道德失范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建立后，改变了女性经济地位。中国传统劳动模式是男耕女织。纺纱织布虽是女人拿手活，却在家庭内部完成。成品除自给自足外，多余的拿去销售也是男人的事。因此，女性依附于男性，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然而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由于采用机器生产，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女性劳动力比男性更为廉价，因此它们更愿意雇佣女工。如1861年英商设立的怡和缫丝厂，女工工资仅为男工的三分之一。虽然男女同工不同酬，但对于没有独立经济的女性来说，已是一笔不菲收入，至少可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为女性挣脱家庭，走向社会提供了良机，也为女性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女性的低工资、高效率和任劳任怨赢得了新式企业的青睐，如上海外国机器缫丝厂，雇佣中国女工约二千人。1872年广东士绅陈启沅办的继昌隆缫丝厂，也雇佣女工六七百人。[25]1229大量雇佣女工，为女性脱离家庭、走向社会奠定了前提。

在尚利之风下，晚清人伦秩序大变。父母无道，子女无情，兄弟尔虞我诈，大都缘利而起。前述冒得官、苟才之流逼迫女儿、媳妇供上司玩弄，皆为高官厚禄。为利他们竟置伦理规范不顾，去做丧尽天良的勾当。父母如此，子女亦然。为了利，子女打骂甚至毒死父母，违背天伦。弥轩因心疼钱粮而视祖父如乞丐，苟才儿子因贪图家产把父亲毒死；邱姓老翁之媳虐待老人的根源还是无利可图。中国孝道在利面前格外苍白无力。兄弟勾心斗角、煮豆燃萁皆缘利而起。如《官场现形记》中三荷包与其兄斗气，其根源是想多捞好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景翼杀死其弟且把弟妇卖入娼家，其意还是贪财。尚利之风使国人在金钱刺激下人性扭曲、薄情寡义。二千年来笼罩家庭之上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利”字撕得粉碎。

2.2 BMI对肝癌术后累计复发率(cumulative recurrence rate, CRR)的影响 388例HCC患者中，消瘦组、体质量正常组与超重肥胖组的中位TTR分别为14、42.5、48个月；208例ICC患者中，消瘦组、体质量正常组与超重肥胖组的中位TTR分别为7、11、12个月。

(二)政府权力的软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中“人伦”矛盾与冲突激化的政治根源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权力逐渐软化，引起社会控制失衡，导致社会生活中矛盾与冲突日益激烈。晚清政府权力的软化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1.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督抚势力大增，中央政府疲软，对社会控制力减弱。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中央权力不断下放，地方督抚势力膨胀。如时人咏叹两江总督之权：“握三江数百万生灵之命者，江督也；操两百数千里土地之柄者，江督也；司长江门户之管理者，江督也；理南洋各国之交涉者，江督也。” [26] 地方督抚势力的兴起，使政治权力由中央向地方转移。中央权力软弱，使其权威大打折扣，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

2.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社会控制力弱。晚清政府由于财力枯竭，不断利用捐纳开辟财源。出售官爵一方面使做官人数增多，政府冗员增多，行政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买官之人上任后不是想着尽责而是捞钱。这样地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都很弱，难以有效执行朝廷法令。

3.地方绅士权力的扩张和蜕变，影响社会风气的变化。晚清与前朝一样在地方推行保甲制度，“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一保之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保甲并不属国家行政机构，而是遴选品行端正、威望较高的地方绅士担任，承担部分政府职能。由于政府职能退化等原因，晚清地方政府对基层治安、司法、社会教化等问题根本无力顾及。这一面为绅权扩张提供机会，另一面导致基层矛盾增多、礼义廉耻等社会教化日益淡薄。而鸦片战争后，随着自然经济解体和商业发展，一些绅士转化为资产阶级绅商，崇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他们在基层的导向作用，引发了基层尚利之风。为了生活，更多男女走出家庭，摆脱束缚；为了利益，更多家人六亲不认、反目成仇。

4.资本主义列强采用多种方式控制清政府，使政府权力进一步削弱。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或索取更多特权，或操纵内政，致使晚清政府权力进一步削弱。正如时人所言：“近年以来外资输入如水就下。或要索港湾之领海权，或谋开内港行轮之交通权，或要求铁道敷设权，或索取矿山采掘权，万矣所发，齐注一矣。” [27]西方列强除要求各种特权外，还设法操控中国内政。如《官场现形记》中列强假借湖南外交案，以湖南巡抚软弱为辞，要求撤换成自己的帮凶——媚外的山东巡抚赖养仁。督抚任免本是中国内政，可列强强行干预，而清政府亦惟命是从。可见清廷已沦落为洋人朝廷，政府权力更加疲软。

在内外交困中，清政府职能急剧退化。它对军国大事尚自顾不暇，更不可能将社会教化置于重要位置，以致传统道德屡遭践踏，西方思想广泛传播，家庭人伦秩序大乱，各种矛盾乘势喷发。

(三)中西文明的碰撞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中“人伦”矛盾与冲突激化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明是与农业生产相契合的农业文明，而近代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适应的工业文明。两种文明本质不同。因此西方文明要取代中国传统文明地位，必将发生严重冲突。

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种不自愿的现代化，但中国并非完全被动，传统文明中也蕴含走向现代的因子。道咸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潮，中华民族爱国精神、自强精神和变易精神等，促使清政府踏上现代化之路。洋务运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开端，其意旨是采用西方科技来谋求中国富强。但这种引进是有限的。因为在洋务派心中，“外国之长，度不过技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 [28]52，因此他们自傲地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须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也。” [29]10可见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即使被迫接受西方文明，也只愿接受一点技术，而对西方文明的核心——思想文化是抗拒的。所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以技术现代化为先导，而后才开始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现代化。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最难。即使具有“法西”意识的清政府，对于西方民主自由，也惊恐万分，加以抵制。《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严厉批判道：“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变本加厉，流荡忘返。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政治、法律、学术中半面之词，而非政治、法律之全体也。若不看其全文，而但举其一二字样，一二名词，依托附会，簧鼓天下之耳目，势不至去人伦无君子不止”，“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30]495-497可见西方“民权”、“自由”思想的流行，使晚清人权利自由意识大涨，与传统观念严重冲突，以致统治者认为它们“簧鼓天下之耳目”，“去人伦无君子”。可见，中西思想的相激相荡势必引发各种矛盾与冲突。晚清“人伦”矛盾冲突的文化根源是中西文化本质不同。在碰撞中相互排斥，在排斥中又走向融合。这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中“人伦”矛盾与冲突特别激烈的文化动因。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晚清家庭“人伦”矛盾与冲突是在晚清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发生的，是转型社会阵痛发作的集中体现。表面上看，它是中国传统文明中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而实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中新旧经济、新旧结构、新旧思想的相激相荡，是中国社会由“旧”入“新”的艰难蜕变与涅槃。这些矛盾与冲突表明，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必须树立威权，加强对社会民众的引导教化，且注重各方利益的均衡发展，才能减少社会震荡与矛盾，才能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阅本报逆案纪闻一事慨而论之[N].申报，1895-10-22(3).

[2] [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M].武汉：崇文书局，2016．

[3] [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武汉：崇文书局，2016.

[4] 书刘岘帅整顿风化示后[N].申报，1892-05-18(4).

[5] 上海县署琐案[N].申报，1902-09-21(2).

[6] 博徒卖母[N].申报，1894-11-22(4).

[7] 高崧生传[N].申报，1872-07-20(4).

[8] 控媳忤逆[N].申报，1884-06-12(3).

[9] 逆媳殴翁[N].申报，1876-07-25(3).

[10] 同室操戈[N].申报，1873-01-11(3).

[11] 弟诈兄[N].申报，1875-04-20(3).

[12] 湖广总督张奏为审明抢夺强嫁孀居弟妇未成致令羞忿自尽人犯按例定拟折[N].申报，1905-10-13(2).

[13] 禁革淫风[N].申报，1887-11-15(2).

[14] 书禁革浇风示后[N].申报，1885-08-09(2).

[15] 捲物同逃苏州[N].申报，1906-06-27(4).

[16] 释利[N].申报，1891-09-14(2).

[17] 争利说[N].申报，1888-05-04(2).

[18] 说利[N].申报，1896-10-14(2).

[19] 新旧邪正辨[N].申报，1901-06-29(2).

[20] 男女平权说[N].申报，1897-12-14(2).

[2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2] 恶俗宜亟禁说[N].申报，1885-12-04(2).

[23]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4] [清]沙 沤．一叶轩漫笔[A].[清]徐一士．一士谈荟[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25] 孙毓棠．中国近代史工业史资料[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26] 论江督与德人之交涉[N].申报，1905-05-24(1).

[27] 论投资殖民之影响[N].申报，1905-07-09(1).

[28] 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论争[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

[29] [清]王 韬．弢园尺牍：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0] [清]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A].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