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转战湖南的历史地位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之际，在纪念“红七军转战湖南”90周年之时，我们重温红七军转战湖南那段风雨如晦、信念如磐的峥嵘岁月，追忆那段艰苦卓绝、千里转战的铿锵历程，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历史功勋，弘扬革命前辈的崇高风范，意义重大而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湖南党史资源丰富，重大历史事件众多，党史人物群星璀璨，为我们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源泉。但红七军转战湖南，在湘桂边、湘粤边、湘赣边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冲破多次围追堵截，最终胜利到达中央苏区这一重大党史事件，以前研究太少、宣传太少，以至知之者不多。作为我们这一代党史人，有责任对它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帮助人们了解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认识其在党史军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使之在资政育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就红七军转战湖南的历史地位谈点粗浅的认识。

开创性自主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领导

众所周知，1930年夏，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李立三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于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久又提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制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冒险计划。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红七军东征就是在这种“左”倾冒险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被迫执行的战略任务。

1930年9月，受命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邓岗，到红七军坐镇督战，命令红七军攻打广西省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红七军被迫于11月10日从广西河池出发，转战桂湘边界，转战途中损失惨重。经过数次挫折，特别是四把、长安等几场战役之后，红七军逐渐认识到以现有武装力量，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攻打柳州、桂林是非常不现实的，清醒地认识到执行立三路线的危害。转战进入湖南后，特别是攻打武冈受挫后，红七军经新宁进入东安，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在一间小茅屋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转兵全州。这是红七军在生死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这次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全州会议，宣告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红七军领导的终结。

此后，红七军从被动执行东征、北上战略任务，转变为主动放弃攻打大中城市，会师朱毛红军，将一场场险象环生的攻坚战、消耗战，转变为高度灵活机动、因地制宜的游击战，成为红七军逆境重生、从屡遭挫折走向不断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透过红七军转战历程，我们发现：受当时交通联络条件限制，红七军于1931年初在广东连县时才得知党内已于几个月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批判，并基本结束了其在党中央的领导。红七军转战湖南期间，在不了解这一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根据斗争形势和自身力量，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大无畏的政治胆略，自主独立地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领导，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有力策应了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武装斗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国民党当局对此异常恐惧。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七军在此期间，征战桂粤湘赣边区，其中在湖南转战县域最多，吸引调动和牵制住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和粤系军阀部分力量，有力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紧接着又于1931年3月中旬，调动湘赣粤桂四省军队及中央军、地方民团武装数十万人，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立即发出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指示，红七军积极响应，主动配合。他们迅速转战湘粤赣边，蒋介石不得不把参加“围剿”的部分部队抽调到资兴、汝城、宜章、桂东一带来围堵红七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压力，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原有的战略部署。3月，张云逸率红七军五十八团与湘东南独立师派往酃县联络红七军的王震第三团胜利会合后，迅速返回湘东南根据地，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此后，两支部队密切配合，统一军事行动，使湘东南苏区与湘赣边苏区连成一个整体，湘东进入红色区域全盛时期，有效调动和牵制了何键、刘建绪部力量，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

文章来源：《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址: http://www.hngcxyxb.cn/qikandaodu/2021/0708/721.html